5月4日|历史上的今天

拿破仑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帝国，就任皇帝。
他对内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对外不断发动战争。
1812年大举进攻俄国遭到惨败。
1813年奥、英、俄等组织反法联盟进攻法国。10月在莱比锡决战中，拿破仑战败。
1814年3月反法联盟军兵临巴黎城下，拿破仑被迫于4月6日签署退让诏书，5月4日被放逐至地中海中的厄尔巴岛。
联盟军根据枫丹白露条约，规定厄尔巴岛作为拿破仑拥有三权的公爵领地，每年由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提供 20O万法郎年金和 400名卫士。

1928年5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成立。毛泽东和朱德会师井冈山后，红四军由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及湘南起义的农军在江西宁冈组成。下辖六个团和一个特务营，主力5000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坚持了井冈山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和“会剿”。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1930年6月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

１９３９年５月４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２０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毛泽东指出，现在规定每年５月４日为中国青年节，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折点了。这次转变不是向着失败而是向着胜利前进。他的演讲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主体、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目的，使用了与新民主主义相联系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概念。中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主体是老百姓，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其目的和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全国的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他认为，中国革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就是没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充分动员起来。广大青年必须知道，要达到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有可能的。在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历史上，中国青年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起了某种先锋带头作用。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应该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这是检验一个青年是否真正愿意革命的唯一标准。他进一步分析说，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级。在这个阶段里，青年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但现在中国青年运动还不统一，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为此，全党必须继续加强青年工作的统一，只有统一才会有力量。必须使全国青年都知道现在的形势，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毛泽东赞扬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模范，指出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主要在于延安的青年是团结的、统一的，而且是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延安青年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全国青年们应该向延安的青年学习，坚持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抗战的胜利。

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六届年会决定，五四为文艺节。并发出《纪念文艺公启》，要求各分会在五四这天举行第一次文艺节。
这一天，“文协”在重庆文化会堂举行纪念文协成立七周年和第一届文艺节大会。到会者邵力子、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等１００余人。邵力子为主席。郭沫若讲话说：纪念文艺节，必须继承、发扬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不要复古，也不要脱离群众。最后通过要求保障人权，保障作家人身自由、写作自由等决议案。５月５日“文协”为庆祝文艺节，又在青年馆举办文艺欣赏会，孙伏园主持，内容有话剧《救婚》和《哈哈》、徐迟的《阿Ｑ正传》朗诵，老舍与山药蛋的相声、胡风的文艺报告等。

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示指出：根据各地的报告，山西等地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解决着土地问题。另一方面，一部分汉奸、豪绅、地主、恶霸逃到大城市，大骂群众运动。党内也有少数人感觉群众运动过火。因此，中共中央及时发出指示，对相关问题做出了规定。此文件发出后，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到１９４７年２月，约２／３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

1953年5月4日，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威廉·英格获得普利策奖。海明威的第一部小说于20年代问世，而英格的第一个剧本则是在1950年完成的。
海明威获奖的是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这部小说最初登在1952年9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小说描述了一个古巴渔民打一条大鱼，把它拖往海岸。渔夫海明威在哈瓦那郊外有一所住房。

《中国青年》杂志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刊物。它创刊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０日。由于她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勇敢抨击各种反动思潮，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查禁。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青年》在河北平山县复刊。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生前都对她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毛主席亲自为她题写了刊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和破坏，这个为各方面读者特别深受广大青年喜爱的刊物被迫停刊了１２年。１９７８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决定《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杂志复刊。
同时被停刊１２年的《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是党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它自１９５１年创刊到１９６６年停刊的１５年间，在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亲切关怀和鼓励下，在团中央的领导和广大团干部、团员和青年的热情支持下，对于青年的教育事业和开展团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和传统，为青年所喜闻乐见。

１９８９年５月４日，经过长达１２天的审议，审判诺思案的华盛顿联邦地方法庭大陪审团终于正式裁决，“伊朗门”事件的核心人物诺思有３项刑事罪成立。据此，诺思将被判处最高１０年监狱徒刑及７５万美元罚金。
诺思被１２人陪审团判定的罪名是：一，阻挠国会调查白宫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并将所得款项转而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件经过；二，私自销毁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文件；三，非法接受同伙的１．３８万美元为自己的住宅建造保卫装置。在检察官提出起诉的１２项罪名中，另外９项被认定无罪。
历时两个多月的审判总费用已超过１３００万美元。
当年４５岁的诺思是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助手、退役海军陆战队中校。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于1892年5月生在克罗地亚的一个贫农家庭。他的童年生活非常艰苦，15岁就外出谋生，先后当过放牛娃、饭馆招待员和学徒工，并在国内及捷克、奥地利和德国当过五金工人。20岁时，他加入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1913年，铁托应征入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因鼓动反战而受处分，后被俄军俘获。1920年他回国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斗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铁托曾3次被捕。1934年刑满出狱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铁托以巴尔干书记处候补书记身份，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这段经历使他在理论上有了很大提高。193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出现问题，共产国际准备解散南共。铁托说服了主要领导人，在整党基础上保留了南共，他也随之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从此南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1941年4月6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以23个师的兵力迅速占领了南斯拉夫，6月27日，南共中央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游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发动了全国规模的七月起义，并在塞尔维亚西部山区以乌日策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解放区。同年12月，在抗击德军的进攻中，铁托创建了第一支正规军——“第一无产阶级旅”。他领导这支队伍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抗战二十几个月，粉碎了敌人的7次进攻。在苏捷斯卡战役中，铁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在战场上负伤的总司令。1943年11月，铁托被授予元帅称号。他不顾大国的反对，宣布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力南斯拉夫临时政府。1年后，已发展到近百万人的人民解放军与苏联红军配合，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945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铁托任联邦政府主席、最高统帅。
铁托在国际舞台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活动家。1955年的亚非会议给他以启发，使他产生了不结盟思想的萌芽。1961年9日，在南斯拉夫的参与发起下，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鉴于铁托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中所起的独特而卓越的作用，有59个国家授予他98枚勋章。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于1980年5月4日下午三点零五分（当地时间）在卢布尔雅那逝世。，根据他生前的愿望，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德迪涅的花房里。这个小小的花房，是他平时最喜欢去灌浇花草的地方。南斯拉夫人民爱戴铁托，为他在库姆罗韦茨铁托纪念馆、卢布尔雅那博物馆等门前塑了雕像，以示永久的纪念。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日发生在湖北长江新滩口的油驳爆炸事故原因，５月４日宣布查明了原因：这次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长江６２００８号顶推油驳船队在航道中碰到了沙包所造成的。
１月２日凌晨１时１５分，由南京驶往湖南临湘的南京长江油运公司长江６２００８油驳船队，在湖北洪湖新滩口江面上突然爆炸起火，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０多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组织有关部委和全国总工会成立联合调查组，经过３个月的调查分析，查明了此次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这支顶推油驳船队在航道中碰到不易发现的不规则沙包，造成船队搁浅、断缆、散队和相互碰撞，产生的火花与油舱内可燃气体相遇爆炸起火。

１９９１年５月４日，１００岁的艺术大师朱屺瞻，由中共上海市文化局委员会批准，被吸收入党，成为全国年龄最大的一位新党员。
这位德高望重的世纪老人，阅历丰富。他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代，从自己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作出了与千百万共产党人一样的选择，１９８５年向党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上他写道：“经过长期党的教育和培养，使我逐步认识到共产主义伟大正确，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衷心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毕生的愿望，恳请组织考虑批准，则不胜荣幸。我要在有生之年创作更多更新的作品，为党为人民贡献微薄力量。”如今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94年5月4日，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开罗签署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执行协议。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主持了签字仪式，并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俄国外长科济列夫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根据该协议，以色列将首次从占领的加沙和查里科撤出大部分军队。5日，以色列释放1000名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8日，100多名国际观察员进驻约旦河西岸希布伦市。12日，300多名巴勒斯坦警察分批进驻杰里科，以色列向巴方移交权力。20日，阿拉法特签署决定，废除以色列在加沙和杰里科实施的一切军事命令。

１９９６年５月４日，出席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九届大会的非洲国家及有关各方代表，在主题为“联系非洲”的会议后发表的《约翰内斯堡宣言》中宣布，非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拥有无限的潜力。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外部的帮助，非洲将成为“２１世纪的龙”。
与会代表总结了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困难，包括资本和非风险商业贷款短缺、官僚主义和低效率、跨国贸易与投资障碍以及政府对投资的支持不足。
非洲国家代表指出，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制、沉重的外债负担和政局不稳等因素同样加剧了非洲的困难。
宣言特别列举了非洲基础设施和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指出非洲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发达状况正严重阻碍着其经济的发展与外部资本的流入。
宣言还列举了非洲通信、水利、交通运输和建筑领域的落后状况，并提出了包括私有化、建立符合非洲实情的股票交易体系、向非洲大陆和外部企业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基础设施条件等在内的改进建议。
代表们认为，非洲并非一团糟和毫无希望。相反，非洲在农产品加工、服装制造、日常耐用品制造以及诸如通信、能源、交通、建筑和旅游部门的改善方面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吸引力。因为农产品加工所需多为低档技术，劳动力低廉，环保投入低，咖啡、茶叶、食糖、食油、水果、蔬菜和木材等种植与加工的自然条件也十分优越。
宣言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为非洲的发展提供支持，对联合国贸发会议宣布的“联系非洲技术援助计划”和联合国准备拨款２５０亿美元建立援助非洲基金的决定表示欢迎。

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北京大学在走过一个世纪的历程后，1998年5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自己的百年华诞。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金容）基、李瑞环、李岚清和各界人士一起参加了庆典。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北大在长期发展和斗争历程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显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也是北大永葆生机的重要动力。这种优良传统和精神动力，要永远发扬光大。
成立于１８９８年的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１９１２年改为现名，是清朝末年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发生的戊戌变法的产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所我国创办的综合性大学。她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思想，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一批著名的进步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
江泽民在庆祝大会上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北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员工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高等院校的师生员工和广大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在总结了北大百年历史后，江泽民指出，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不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党和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他说，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江泽民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当代中国的广大青年，要继续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努力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江泽民在讲话中向北大同学和所有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向全国各界青年提出了４点希望：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他说，祖国的未来是无限美好的，青年的未来也是无限美好的。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希望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勇于开拓，向着新世纪前进，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
庆祝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首先介绍北大的光荣历史和发展现状：１００年来，北大培养了近２０万名毕业生，其中许多人成为社会各界卓有建树的优秀人才，他们在影响和推动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文化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北大共有８个学院和２３个系、５２个研究所、６３个研究中心、２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４２个国家重点学科，已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１１个，国家重点学科专业实验室４个。北京大学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
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宣读了教育部的贺信。贺信说，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不仅是北大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教育科技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贺信希望北京大学能够继往开来，继承和弘扬百年优良传统，在新世纪铸造新的辉煌。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发来贺信，他高度赞扬了北京大学对中国的科学、文化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对北大组织２１世纪高等教育论坛表示赞赏。安南的特使、秘书长外事办公室主任环纳在庆祝大会上宣读了安南的贺信。
北京市副市长林文漪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贺信。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也先后在会上致辞，对北大百年华诞表示祝贺。北大校友代表、物理系４９届毕业生于敏院士，北大学生代表、经济学院９４级本科生叶建第也在会上发言。
庆祝大会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彦申主持。他在会议结束时表示，将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为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继续努力奋斗。
出席庆祝大会的还有：丁关根、贾庆林、钱其琛、曾庆红、吴仪、彭（王加佩右）云、何鲁丽、周光召、丁石孙、成思危、王忠禹、钱伟长、任建新、马万祺、朱光亚、罗豪才、周铁农、王汉斌、费孝通、雷洁琼、邓力群等。
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北京市和部分省市负责人，出席大学校长论坛的海内外大学校长，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校际交流学校代表、知名人士，为北京大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内外重要企业负责人，北京大学历任党委书记、校长，历任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和“一二·九”时期老同志代表，北京大学校友代表和在校师生员工代表８０００多人参加了庆祝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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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 再创辉煌－－－贺北京大学百年华诞
博雅塔辉映着青春的光彩，未名湖荡漾着欢快的涟漪。与五四运动七十九周年相携相伴，北京大学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
提到五四运动，不能不想到北京大学；提到北京大学，也不能不想到五四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那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运动中，北京大学决然而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号，如霹雳，如闪电，惊醒了沉睡的神州大地。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活动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在那风雨如晦的几十个春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振兴而奋斗的天翻地覆的人民大革命中，北京大学留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一百年来，北大在我国现代科学教育发展史上地位突出，影响巨大。在这里聚集了许多科学巨匠、文化大师，先后培养了十九万各类人才，创造了一大批重大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教育史、科技史、文化学术史上，一大批彪炳史册的英名：从毛泽东、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到马寅初、周培源、陈岱孙、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王力、吕叔湘……都与北大有密切的关系。百年北大，形成了自己极具感召力的特色、风格、传统。鲁迅先生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实为精辟不易之论。
百年的北大，青春的北大。她过去的百年，与二十世纪同行，光荣而辉煌；她未来的百年，将与新世纪同行，再创新的光荣、新的辉煌。在北大第二个百年即将发轫之际，许许多多北大人都在回顾过去，议论传统，展望将来。江泽民总书记最近为北大题词：『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高屋建瓴，集思广益，对北大的优良传统作了准确、全面、深刻、精辟的概括，为北大人在新世纪再创辉煌指明了方向。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八个大字，应当永远成为一代又一代北大人薪火相传、历久弥坚的精神底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国将不国的旧中国，大批爱国学子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参与挽民族于危亡、拯万民于水火的斗争。而在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之后，发展经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使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每个爱国者的神圣职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科学教育为振兴中华而大展宏图的广阔天地。北大人也实现了从动荡走向稳定，从运动走向建设的历史性转折。
在一九八四年国庆游行的行列里，北大人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表达了对总设计师的衷心爱戴，表达了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坚强信念。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北大人又一次走在前列，勇于创新，开风气之先，领时代风骚，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在文理各科的教学、科研以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直接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广阔领域，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造了突出的业绩。『大学之大，非大厦之大，而是大师之大。』在世纪之交，人们欣喜地看到，一批新的中青年大师级人物正在北大出现；『承百年报国志，做世纪栋梁材』，莘莘学子纷纷立下庄严的誓言，这是北大将大有作为的可靠保证。
令人感奋的还在于，在喜庆百年华诞之际，北大人并没有陶醉在以往的辉煌之中，而是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和冷静。他们以鲁迅先生为榜样，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检查自身的弱点和缺憾，学习兄弟学校的优点和长处，努力提高，扬长补短，超越自我。能够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人，是大有希望的人；能够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学校，也一定是大有希望的学校！
百年辉煌已成历史，世纪挑战呼啸而来。新的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世界各国间的科技竞争、经济竞争、人才竞争将更趋激烈。请看明日之环球，竟是谁家之天下？北大立志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爱与重托，在二十一世纪初建成跻身世界前列的名牌大学，进而不断攀登世界科技文化高峰，为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全面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坚信，他们的雄心壮志一定能够实现！
百年学府沐春风———三代领导人关怀北京大学
几代北大人欢聚燕园，庆贺自己的母校百年华诞。他们怎能忘记，中央三代领导人对北京大学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毛泽东与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是青年毛泽东新的人生道路的起点。１９１８年夏和１９１９年冬，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两次走进北京大学，像海绵吸水一样，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和思想营养。在北大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在各种思潮、流派撞击和融合的激流里，蔡元培、鲁迅、胡适、邵飘萍等著名学者的精湛学问，给了他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和濡染。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论信仰，成长为一位职业革命家。
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从一开始就与北大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远离了北大，他和北大的精神联系也没有中断。“五四”运动中，他领导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及北大学生的爱国斗争。１９１９年１０月，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全文发表。北大进步师生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敬尧）赴京代表团给予了积极支持。
１９４９年，统帅千军万马夺取全国解放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阔别３０年的古都北京。他用饱浸深情的笔，给北大学生会、校纪念“五四”筹委会复信，给北京大学题写校名，为学校“五四”活动题词。
毛泽东悉心关注着解放后北大的建设与发展，关怀着昔日的师友和新一代学子。他给北大的工作以特别的关照，他诚挚地与著名学者马寅初、冯友兰、周培源等交流思想，探讨学术，共商国是。他接见北大学生代表，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意见。甚至连学生国庆游行淋了雨，他都惦记，亲自指示提前烧好姜糖水……
毛泽东的名字永远与北京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紧地连在一起。
周恩来多次走近北大师生
新中国诞生后，共和国的领袖中，在北大留下足迹最多的是周恩来。他朴实勤奋的身影，亲切谦逊的话语，对北大师生的信任鼓励，对北大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铭刻在几代北大人心中。
周恩来第一次走进北大是在１９４９年５月９日。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国民党特务制造的事端不断，可周恩来一不带警卫，二不让公安局派人，只带了两名工作人员来到北大与１２９位教授、副教授座谈。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和如何搞好教育工作的讲话，深深地表达出他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嘱托。
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９日，周恩来把５００名北大人和京津２０所高校及中科院代表２５００人一起请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说，讲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３０多年了，也是不断地改造。我尽管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错误，栽过跟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还要把错误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５个小时，周恩来讲得动情动理，师生们听得入脑入心。这是语言的交流，更是思想的沟通。后来一些教师入党时，还常常谈到周恩来这次报告的启迪。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６日，苏联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周恩来来到北大新校址———西郊燕园，在大饭厅（后称大讲堂）给北大、清华和中科院的代表们作“纪念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的报告。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０日清晨，周恩来开了一夜会，还没来得及闭闭眼，就驱车赶到北大西门办公楼西边的草坪，为北大和北京市即将奔赴钢铁战线的５０００名师生送行。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９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北大，抱病出席“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斯诺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并来到未名湖畔的斯诺墓前默哀。
周恩来对北大投入了不同寻常的关注：北大原子能系的建立，昌平分校的建设，解放初校委会主任和校长的人选，他都一一过问；“文革”中，他想方设法保护北大的老教授，他亲自给当时学校负责人周培源布置任务：“把北大理科办好”，还三次对北大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作指示……周恩来对北大寄托着特别的期望：把北大办好，把高校办好，把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
从“小平您好”到“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小平您好”的横幅突然展示在天安门前，出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５周年庆典的游行队伍中。横幅是当年参加国庆游行的北大８１级生物系学生郭庆滨、李禹等人，在９月３０日晚悄悄制作的。２０多人思来想去，终于想出大家都满意的四个大字：“小平您好”。
多么平常的问候，多么亲切的祝愿，像是对挚友，像是对亲朋，像是对自己最热爱最熟悉的家人。
１９５７年５月５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与彭真副委员长、教育部长杨秀峰等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大学。美丽如画的校园，充满青春活力的莘莘学子，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初在北大开始的“社教”，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及时关注这一动向，并召集书记处开会，重点研究北大“社教”问题。他在总结发言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北大从“左”的混乱中解放出来。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亲自调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并欣然接受周林的建议，同意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担任北大校长；他多次约见北大校领导，研讨拨乱反正、教学科研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他亲自过问马寅初、翦伯赞等著名学者的冤案平反；他支持北大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他为北大图书馆题写馆名，又为《今日北大》题写书名……近２０年北大从动荡走向稳定、从恢复走向发展、从继承走向创新，凝聚着邓小平的胆识和魄力。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邓小平逝世。在北京十里长街为小平送灵的队伍中，“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北大师生在寒风中送小平西行。
江总书记心连北大师生
对于北大这所百年学府，江泽民总书记始终关注着她的发展。早在１９８０年，北大教授王选在研制开发激光汉字编辑系统时遇到了困难，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负责人的江泽民同志在给国务院的一封信中说，这套系统有几项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应予以积极扶持，以继续试验使之完善化，将来在国内推广，在具备一定条件之后，还可打入国际市场。１９９０年，刚到中央工作不久，江泽民总书记就邀请北大学生到中南海，同他们坦诚地谈学习、谈理想。１９９２年５月他来到北大方正集团考察工作，对方正的腾飞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充分肯定了北京大学探索出的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这一年的１１月，江泽民总书记为北大图书馆９０年馆庆题词：“几代英烈，百年书城，发扬传统，继往开来。”１９９４年８月，他为方正集团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题词：“拼搏奉献为中华争光。”今年３月，江泽民总书记特意为北大百年校庆题词：“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贡献。”
４月２９日，江总书记迎着霏霏春雨来到燕园看望北大师生。在和大家座谈时，他对８７岁的季羡林老先生提出的人才培养要注意文理并重的问题非常赞同，并祝福老教师们健康长寿，希望年轻教师们奋发努力。他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希望北大的老师们为国家建设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江总书记又来到图书馆、学生食堂，来到北大学生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他勉励大学生们要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在学校里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为毕业后挑起现代化建设的重担打好基础，要立志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这一个个贯穿沧桑百年的故事，是一条条连接着领袖与北大人的纽带，是北大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百年风雨铸辉煌 写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
当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昌盛，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北京大学也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百年。一百年的苦难与光荣，一百年的探索求真和锐意进取，北京大学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北大即将迎来建校一百周年之际，越来越多的人们想知道，这所百年学府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科学教育的进步乃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让我们伴随着北大奋进的脚步，走进这座世纪学府，探究她百年辉煌的真谛，感受她精神的魅力。
百年风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历久弥新
在北京大学南校门外，一个书籍造型的建筑体吸引着过往行人的视线，那是北大去年５月４日增添的一处新景观———百年校庆倒计时牌。
汉白玉的倒计时牌下面，镌刻着一段百字说明文：“北京大学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成立于１８９８年，初名京师大学堂，１９１２年改为现名。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之后，校址从北京市内沙滩迁至西郊燕园。１９９８年，北京大学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
短短一百字，浓缩一百年；打开北京大学这部“书”，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沧桑的历史画卷。
北京大学诞生于１９世纪末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救亡图存，一批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到教育上。１８９８年，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的锣鼓声中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各种新政多被废止，唯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自此，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国立综合性大学诞生了。
自第一任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复译《天演论》起，西方进步思想就被介绍到中国。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整顿校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面貌焕然一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马寅初、马叙伦、李四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云集北大，民主、科学精神日趋浓厚，北大遂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大率先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在血与火的年代里，为唤起民众觉醒、挽救民族危亡贡献了力量，被公认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
北大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衣胞之地和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自１９１８年始，以时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代表，北大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力量。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８位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中，有６位出自北大；在仅有的５３名党员中，有２１名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斯诺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的广大爱国进步师生发扬“五四”精神，从“三·一八”惨案到“一·二一”惨案，从“一二·九”运动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都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所大学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难以割离，是世所罕见的。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
北大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一百年来，各路科学巨匠、文化大师汇聚北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
北大历来开风气之先，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众多学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原子能、半导体等前沿学科都是在北大率先设立的。创建于１９５５年７月的北大物理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培养原子能科学人才的机构。研制“两弹”的主要科技人员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于敏、周光召等均为北大教授或毕业生；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５年，由北大化学系教授邢其毅等参加，通过与中科院的６年合作，我国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使人类进入了用人工合成方法研究蛋白质的新阶段；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北大计算机专业的科研人员冲破重重困难，终于在１９７４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为我国以后的计算机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新人口论”，成为后来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先声；６０年代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编著的《当代哲学史新编》等等，由于其极高的学术水平，被列为全国高校统一教材……这些文化学术成果不仅对北大，而且对中国的文化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难怪人们称北大为“学术殿堂”、“文化重镇”、“人才宝库”。
季羡林先生自１９４６年从海外负笈归来执教北大，至今已５２年了。历尽沧桑的季羡老谈起北大百年的光荣传统，感叹地说：“我历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国同仁中是最爱国的，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边患太多的缘故。经过对北大半个多世纪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北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传统。民主与科学同爱国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北大自‘五四’运动高举‘德赛’大旗，锲而不舍地寻求民族图强之路，都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
在北大校园内，有两尊铜像是师生皆知的。俄文楼和南北阁之间的草坪上，李大钊的半身铜像坐落在苍松翠柏中，他坚毅的神情，让人联想到他当年的凛然正气；位于钟亭西侧的蔡元培半身铜像栩栩如生，那和蔼的表情仿佛正与你交谈。它们被北大人视为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象征。
７０多年前，鲁迅先生在北大任兼职讲师期间设计的北大校徽，一直沿用至今。圆形徽章中间，“北大”二字形同一个站立的人，代表北大“以人为本”、进步向上的精神。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是这样评价北大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从北京大学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不难辨别出这样一个高亢的主旋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教授说：“北大过去的一百年是光荣的，也是辉煌的，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当然，北大也有过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光明与黑暗等等斗争，但是，在大江东去的北大历史进程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主旋律却贯穿始终。这八个字集中地概括了北大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它是北大一百年长盛不衰的源泉所在。我们搞百年校庆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笔宝贵财富留下来，传下去。”
改革开放，奏响“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有这样一组数据让今日北大感到格外自豪：一百年来，北大共培养各类人才１９万，其中约１５万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２０年培养的。近２０年培养的正规毕业生是前８０年的２．９２倍。目前，各类在校生总数达到２．４万人，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
有这样一块石碑铭刻着北大学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奔放激情：石碑正面是四个遒劲的大字———“振兴中华”，背面的碑文是———“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０日夜中国男排在香港比赛获胜消息传来，北京大学４０００多学生集队游行，高唱国歌，喊出了８０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特建此碑，以纪念”。这块石碑坐落在北大图书馆左前方不远的草坪上，是１９８４年北大全体毕业生留给母校的纪念；
有这样一面横幅表达了北大师生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拥护：１９８４年，在国庆３５周年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举出一面巨大横幅———“小平您好”，道出了知识分子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亲密朴素的感情，这正是北大师生爱国情怀的真实体现。
２０年，北京大学的改革开放历程不凡。改革开放初的拨乱反正、对学科专业结构和学生培养层次的调整，为北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８０年代是北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尽管出现了一些动荡不安，但在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保证了改革发展的连续性。
北大常务副校长闵维方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进入９０年代特别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以来，学校抓住机遇、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逐步形成了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陆续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１９９４年北大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北京大学改革发展纲要》，确定了北大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几年来，北大以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为龙头，以教师队伍和党政干部队伍为关键，以发展校办产业、增强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形成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稳定有序、民主活泼、集中精力进行改革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在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高教发展贡献了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北大顺应科技革命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科结构的更新改造和教学改革，使北大由原来的文理科综合大学发展为多学科、多层次、多形式的新型综合大学。目前，北大共有８个学院和２２个系，８７个学士专业，１４８个硕士专业，１０１个博士专业。其中新增的社会急需的专业占到了１／３以上，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大约各占一半，使北大的专业结构更趋合理。
改革开放的２０年，也是北大科研工作结出累累硕果的２０年，是北大为国家、为世界创造了大量新知识、新技术的２０年。在植物基因工程和基因分子调控研究等方面，陈章良教授的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张青莲院士等合作测定的稀有元素铟、铕、铈等，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确认为原子量数据标准。程民德、石青云院士等研究开发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杨芙清院士主持研制的“青鸟软件开发系统”、地球物理系的中国北方暴雨成因研究及其与国家气象局合作研制的“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等一批成果均获得国家重大科技奖励，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大文科领域也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东方学系季羡林教授的《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被认为是一部“我国前所未有的开创性著作”。中文系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的《全宋诗》，是迄今中国最大的一部断代诗歌总集。考古系的山西晋侯墓考古发现使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重大进展。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四记》等论著，吴树青教授等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厉以宁教授的股份制理论研究，萧蔚云教授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问题的研究等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北大历史上诸多“第一”中，由王选教授等研制的中文电子出版系统，使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告别了铅与火，北大方正集团公司也成为世界最大的中文出版系统开发和供应基地。王选教授说，北大把坚持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顶天立地”创办高科技产业，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途径，已形成具有北大特色的高科技产业格局。改革开放后，北大不仅产生了方正集团，还产生了资源公司、未名公司、青鸟公司、维信公司……这些具有知识经济特点的产业集团不仅成为支持办学的重要财源，更重要的是，在开辟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上，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学家素质的企业家和具有企业家头脑的科研人员。
中国一位教育家说过：大学之大，非大厦之大，而是大师之大。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中，中国所处的位置并不十分有利，但北大这些年来还是吸引了一大批人才，仅１９９７年，北大就从海外招聘到９９名博士。目前北大已有６５０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其中近６００人是中青年。闵维方教授告诉记者，北大能够吸引、留住一批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大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更为他们提供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为了加速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北大近年来采取诸如打破论资排辈，破格晋升高级职称，实施“跨世纪人才工程”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人才断层现象得到缓解。从老一代的季羡林、张岱年、程民德等到新中国培养的王选、姜伯驹、厉以宁、袁行霈再到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闵维方、陈章良、赵新生、刘忠范、申丹等教授，北大已初步形成相互衔接的学术梯队。王义遒教授说得好：“师资队伍是学校的根本。从今日北大的年轻教师身上，我们看到北大优良治学传统是长青的。在几代名师的传帮带和他们创造的环境熏陶下，年轻人一定会成长为明天的顶梁柱，各门学科领域的折桂人。”
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临湖轩迎宾处，记事牌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无数世界著名学府和知名人士的名字。北大外事处的工作人员说，几乎每天都有外国教育代表团来北大参观，有时一天来好几批。２０年来，北大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目前已同４０多个国家的１３６所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始终率先垂范。
一百年来，北大与中华民族共兴；２０年里，北大与改革开放同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以及兼容并包的胸怀，放眼世界的目光和学术自由的环境，赋予北大办学思想的历史性飞跃和师生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
继往开来，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
走过一个世纪，北京大学终于站在了百年华诞的门前。
随着校庆倒计时牌上的日期向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迫近，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北大校友正潮水般涌向他们心中的圣地。深圳的北大校友包租的专列，将沿途各站的北大校友一起接回母校，列车已于５月２日抵京；云南的北大生物系校友献上１万朵郁金香，点缀节日的燕园；远在巴黎的校友，送来一尊巨大的鲁迅铜像……届时，共有４万多名校友返校。
在未名湖边，几位来自西北的７７级校友告诉记者：“北大百年辉煌终将成为过去，我们千里迢迢来参加校庆，不单是回来寻找青春的足迹，更多的是关注母校未来的前程。”
关注北大未来的前程，这无疑是北大师生、北大校友以及所有与北大有关联的人们的共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与北大的关系从西南联大时就开始了。前不久他以校友的身份谆谆告诫北大学子：作为北大人，应感到骄傲，更应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北大在以后的一百年，乃至几百年，为中国文化事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一个基础。
“从蔡元培到今天，北大历来虚心向上，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北大要发扬传统，光有信心和愿望不行，还需要脚踏实地的研究，做出成绩来。总要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才算是有真正的成就。”哲学系张岱年的话更是语重心长。
“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李大钊先生在纪念北大２５周年校庆时的这段话，至今仍回荡在校园。
北大百庆典活动的重点是学术研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和中国著名大学的近１００位校长汇集北京，登上“面向２１世纪高等教育———大学校长论坛”；１４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中将有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邀请到了３００余位世界知名的汉学研究专家。这样多的世界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的聚会，在我国的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
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教授说，百年校庆的宗旨是“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他说，我们庆祝建校百年，首先要回顾和总结学校在人才培养和学术建树上的成就，特别是要检阅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方面的成就和经验，确立今后的发展目标，这才是百年校庆对我们最根本的激励！我们要充分利用好百年校庆的契机，加快改革步伐，使百年校庆真正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叶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目标的新起点。
陈校长认为，要创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和运行效率。他说，目前北大设想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以“梳理”课程为切入口，加强基础课的师资力量，强化综合素养的教育。
———结合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扬北京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大力加强科研基地建设，加强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增强争取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出重大成果的实力。科学研究既是学校为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学校师生学术水平和科学素质的主要手段。
———大力加强教学和科研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更新，为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引进与使用创造条件。
———积极、主动、稳定有序地进行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校内学科之间紧密联合，发挥１１〉２的作用，这是培养具有高度创造能力的人才的基础。同时积极与国内外有关学校联合办学。
今日北大已进入一个全面建设、整体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展望未来，北大必将再造新的百年辉煌。北大人说，他们更愿意把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作为起点，而不仅是百年的终点。
５月４日，是一个太值得纪念的日子。她是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是中国青年的节日，也是春意最浓的季节。这不正昭示了北大虽已走过百年，却依然是年轻的北大，“常为新的”北大吗？
５月４日，将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北京大学星”。这是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第一次给一颗行星赋予一所大学的名称。我们相信，像这颗小行星在茫茫太空中走向未来，走向永恒一样，北京大学也会在我们民族的昌盛繁荣中永放光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如何惩治战败的德国，签订对德和约问题。“和会”在帝国主义大国的操纵下，无理拒绝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竟然把原来德国在我国山东享有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种无视我国国家主权的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斥责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游行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正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
反动军阀政府派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30多名学生。第二天，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向全国通电。李大钊也发表文章严厉谴责反动政府镇压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并积极营救被捕学生。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都纷纷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动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且通知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它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了这一节日。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一历史事件，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刻有反映“五·四”运动场面的大型浮雕。

１９１８年５月４日因受制于桂系军阀，护法无望，孙中山愤辞大元帅职务。
２月，军政府改组方案拟定后，桂系首领陆荣廷等人认为仍没达到完全控制军政府的目的，于是大力反对。伍廷芳、唐绍仪为此周旋，加以桂系的压力，再拟的改组条件对桂系大为有利。孙中山不同意新方案，两次向国会提出反对。
４月上旬，受桂系操纵，部分国会议员提出将改组军政府方案交国会审议。５月４日，非常国会开会讨论该案，桂系调动大队宪兵闯入会场，监视议员。８０余名议员投票结果，改组案以４票的优势获通过。
会后，孙中山发表通电，愤辞大元帅职务。他指出：”愿吾国大患，莫不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